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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流行过一本书，叫《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作者乃是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面对全球化、多元主义、世界主义的冲击，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主流价值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稀释，国家特性－国民身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目睹这个现实，亨廷顿在书中非常焦虑地提出了“我们是谁，我们还是美国人吗”的价值追问。 环顾中国当下的道德现实，我们的主流价值也存在着被多元价值边缘化的危险，淡漠了传统道德和价值，人们同样处于或多或少的“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八荣八耻”有了很强的针对性，意在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知道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有着非常清晰的价值边界，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划分是非界限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某一件事物多好多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某一件事物是好是坏有着不容模糊、明确的主流价值认定。而近年来，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在价值观上呈现出了多元化倾向。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似乎都能得到容忍，每种价值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多元化本身绝不是坏事，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和谐的体现。但如果多元化缺乏主流价值的引导，或者人们根本不认可应该有一种价值判断是主流的，这就是不正常的。作为脱胎于儒教传统的国家，中国的许多有益的传统价值观正面临多元主义消解甚至颠覆，有时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官德、公德、民风等方面出现荣辱颠倒的反道德倾向，很多时候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官德方面，比如说一些官员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当然应该是一件丑事，可不少官员常常洋洋自得地视为权势魅力的体现，而且有不少人是带着“羡慕”的心理对这种腐败进行“批评”的。公德方面，不少人越来越缺乏公共意识，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艰苦朴素、遵纪守法等等曾经是不容置疑的崇高价值，可这种价值在功利主义的诱惑下越来越滑向“见义可不为”，团结互助等精神也在不断被“理直气壮的自私自利”所替代。因为主流价值被边缘化，针对一些官员的腐败，很多人发出“他们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官”的质问；针对公德和民风的荣辱颠倒，很多人发出“我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的疑问———这就是一种对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我们的优良传统哪里去了，我们的传统特质哪里去了，我们是谁，脱离这些特质的我们还是我们吗？这种背景下，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的提出，阐述了荣辱观的应有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从官德、公德、民风三个方面对主流价值进行了整理和重申———这种重申对于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凝聚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奠定“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起着相当大的整合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