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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矛盾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国家近两年以来出台了许多前所未有扶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政策。目前正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开始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乡镇机构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缓征和免征，对三农问题的缓解起到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减轻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上取得明显的效果。但由于这种改革是单方面的，尚未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全面和核心部分，一些新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和产生，并在逐步影响着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效果。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对土地需求的扩张,加剧了人地相争的的矛盾,使农村土地纠纷成为引发农村冲突的新的导火索。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完善，国家支农政策的逐步出台，农业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农村土地收益开始回升。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停滞一段时间后，又进入了一轮新的高潮期。土地的增值所带来的土地纠纷，将成为农村冲突的新导火索。这种土地纠纷与过去的不同，由过去的为改善温饱等基本生存条件的单一、单户的简单的土地纠纷为维护土地公平使用权等农民的自身权益而发生的群体的、多层次的、复杂化的土地纠纷。首先，农村可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在不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非农产业圈占农村土地的风气日趋高涨，农民可耕种的土地成几何数下降。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土地污染、水土流失和耕地沙漠化进程，使农村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格局并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不断减少的农村土地存量与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增量不相匹配。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家庭人口的增减，特别是进城打工人员的回流,耕地的自然退化和非农产业不断占用，无论是存量，还是农户的人均占有量都发生了变化。但农村土地的分配格局二十年没有随之得到改变，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村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越来越明显。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按人配地的方式，将农村土地均衡的分配给每一个在册的农村人口。但由于人们对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的曲解，使得农村土地占有一直滞留在上世纪的分配格局上没有变化。其实国家政策规定农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变，其实质应该是农村土地实行农户家庭经营承包的政策三十年不变，是相对农村改革前人民公社的土地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而言的。而不是说每个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总量一定要保持三十年不变，如果是这样，那么,某户举家迁走，在外地安家落户多年，那他承包的农村土地不要闲置到他三十年的承包期满？又如，原有一户家有十口人，因各种原因现在只剩二口人，那他种不了的土地就让它抛荒？因此，这种对政策的曲解，造成农村土地不能因时制宜地调整。一方面使长住农村的农民没有地或少地，只有高价去承租别人的土地，既浪费了人力资源，又增加了这部分种田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那些离开农村土地，从事非农业产业或者进城打工，并在城里安居乐业的人，他们在首轮承包的农村土地不是被抛荒，就是高价转让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收取高额差价利润。无形地增加了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抱怨，对乡村干部办事不力的憎恨，人为地为农村土地冲突埋下了隐患。其三、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大幅度降低，农民从种田中尝到甜头，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土地成为抢手货。前几年，由于农产品总量的相对过剩，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成为买方市场，价格比较低。加之农民每年每亩农田承担的负担高达300元以上，农民种田不仅没有效益，而且有时还是呈负增长，土地大面积荒废，农村劳动力大部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随意转让承包土地，任意改变土地用途和弃田抛荒的现象比比皆是，从而打破了原有的、规范的分配农村土地的机制。人多地少，人少地多，账实不符，成为当前农民土地占有形式上的通病。而从2002年开始，国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今年开始的农业税减免，使农民负担大幅度下降，平均每亩减幅在200元左右。农民种田开始有了利润，土地重新引起了农民的关注！原来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开始争夺自己已丢失多年或转让多次的首轮承包土地。其四、国家逐渐加大的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使农村土地的比较效益开始显现，土地重新燃起了大多数农民的致富希望，加剧了农民更多地占有农村土地的欲望。特别是新的农村土地管理办法的出台，规范了土地的补偿标准，保障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获得补偿的权利。过去几年并不起眼的一亩土地，现在可卖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使一部分贫穷的农民，把他自己承包的土地当成脱贫的希望。一部分已解决温饱的农民，把它当成财富积累的途径。农村土地再次成为引发农村冲突的导火索！调查中发现：有一个县市仅2003-2004上半年就发生农村土地纠纷106起，其中上访到省级以上部门的有3起，县级以上的21起，乡镇自己内部解决的43起，村组调解的39起。其中，因土地纠纷死亡2人，致残6人，打伤50多人。
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风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所带来的成本风险,将成为影响下一轮农业增效的不确定的因素和农民稳定增收的最大障碍。上一年的农业增效给农民带来收入增加的喜悦的同时，也为今年农民对新一轮农业形势的走向产生了一些忧虑。突出表现在市场价格和改革成本的不确定因素将会给2005年的农业持续增效带来的风险，即农产品价格的市场风险、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市场风险和农村税费配套改革的成本风险。这三种风险对农业增效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产品价格的市场风险，增大了农业增效的波动，影响了农民增收。近几年农业增收，特别是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能达到2936元,为近七年来农民收入的新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农产品提价，而农产品价格到目前为止已接近极限，好多农产价格已超出国外同类农产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面对入世的冲击，已无法招架。国家今后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提升还有多大的增幅空间,现在很难料定。因此,农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农业增效的不稳定,造成了农民增收的波动。其次，是农资产品的价格的市场风险，增大了农生产成本的波动，增大了农业增效的风险。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合作社的解体，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被个体工商户所取代。由于缺乏规范的质量监督体系、合理的价格调控机制，假冒农药、化肥、农膜、农机具等农用生产资料，充斥农村市场。农民每年因假冒的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损失占农民年收入的10%-15%。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价格的垄断经营，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虽然今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但获利的只是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厂商和营运商，农民并未有从国家优惠政策上获利。调查发现：今年化肥每吨上涨了200元，农药农膜上涨了30%左右，种子上涨了15%。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影响农民增收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带来了农业效益的波动，遏制了农业增效的潜力。其三、农村税费配套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涉农服务体系,使农民失去了农业技术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撑,增大了农业风险。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农业科技的开发、储备不足，农业科技体制和推广体系的不适应，使得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本来就不高，还不及发达国家的50%。即便如此，但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初设计的不合理，致使本来就不很完善的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因转制而面临瘫痪。（一）乡镇农技站、畜牧站和水产站的解体，农民失去农业技术部门的支撑。对新技术、新品种缺乏认识和了解，致使农业耕作方式、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种植技术仍然停滞在小农经济时代，远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粮食生产仍以解决人们的温饱为目的，其它大宗农产品也结构单一，模式雷同，品质低劣，是同品种的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缺乏相应市场竞争力。（二）是水管站农机站的转型，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乡镇基础设施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的养护与维修面临瘫痪。缺乏农业科技的支撑,使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缺乏市场竞争力;缺乏农田水利和道路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撑,增大了农业丰收的风险。农业作为一种靠天收的弱势产业,要承担巨大的自然风险,面对日趋疲软的农业基层设施,农业保丰收将会更难。三是国有渠道的解体,使农民一下子失去了面对市场的国家保护屏障。特别是粮食、棉花等收购部门的转制，公正、公平的国有农产品交易市场被利欲熏心的农产品中间商贩垄断的民间市场所取代，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只能流动于不规范的民间市场。农产品中间商的暴利欺诈，小农意识的侥幸投机心理，加大了农业效益的波动趋势。
这种风险的产生就其原因:一是2004年国家积极的宏观农业政策在使农也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为下一年的农业增收带来了压力。近几年,“三农”问题已进入各界视野，特别是引起了中央高层近些年来从未有的关注。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无论是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幅度，还是国家扶农资金的投入都已达到一定的极值，加之2004年时少有的风调雨顺年，使得农作物总量增长很大，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农村经济也步入发展轨道。但这种政策因素已接近极点，2005年能否坚挺下去，还要看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的走向。而气候状况更是一个不可确定的因素。而这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风险的不确定。二是政策因素造成的。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计划经济体系已被打破，但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特别是在农村，计划经济的烙印还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行事准则。中国是一个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完全的计划经济或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行不通的。正如中国现行的体制,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传统意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无论是生产方式、生产目的、农作物布局和农产品种类，还是农民的行为都因管得太死，使农民丧失了进取意识，农业科技失去创新活力，农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这已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所证实。而完全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在目前中国这种经济成分复杂,东西中地域经济水平差异很大,农业和工业、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会因一时放的太开，农民还缺乏准确的市场判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冲击，不知所措。盲目模仿，投机买卖，增大了农业风险成本。
“三农”问题中首先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农村青年的问题，农村青年是农民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税费及配套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对社会的抱怨心理和不满情绪。但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不断涌现,农村土地资源逐年减少,就业机会逐年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特别是农村青年的走向，成为农民问题关注的焦点。农村青年稳,则农民稳,国家经济发展就稳;农村青年动荡,则农村动荡,国家就动荡。农村青年将成为诱发农民风潮的新的不确定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青年的数量近几年将呈上升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的更快。据权威机构估计，农村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500万。这新增的500万农村青年既是一支庞大的产业新生力量，又使本来严峻的就业形势面临更大的难题。二、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呈下降趋势。前些年，由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单一，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体，而农业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减少，许多贫困家庭面对农民子弟得高额学费只好望而生畏，一般只读到小学程度就止步。农村女孩的文化程度则更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村青年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4%，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农村青年文化程度低，影响了他们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无形的缩小了他们的就业范围。许多农村青年只好从事第一产业，在城市也只能干那些很多市民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和危险工作。报酬低，社会保障差，被人瞧不起，增大了他们的自卑感。三、农村青年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于农村资源的存量与农村劳动力的增量不相匹配，每年新增的500万青年劳动力无法扎根于广袤的农村，而一度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大就业天地的乡镇企业，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年1300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辉煌后，进于上世纪九十中期，由于经不住市场经济的冲击，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呈逐年下降趋势，每年接受不到300万人。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则每年排斥农村劳动力在350万人左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拖家带口离开他们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农村，涌向就业形势本来就严峻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产业结构的提升，高科技的引进和国家对城市下岗工人就业力度的加大，许多低文化，低技能的农村青年，被天然地排斥在外，只好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四、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的逆反心理在暗自滋生。随着大量农村青年离乡背井，一股不可小视青年民工潮波涛汹涌。民工流民化，流民青年化，青年理论化，理论歧途化,已成为农村青年动向的真实写照。在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中，一部分人用自己的知识和头脑，用现代文明武装自己，很快的适应了城市生活。但农民身份成一张永久烙在他们心灵上的名片，无论他们多么富有，在城市人眼里总是低一等。面对城里人的白眼，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激进,行为变得偏执。更多的人则是在感叹自身能力弱小和孤立无助的同时，迷茫了前途和心智，对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在丧失了对社会正义和公信力的信心后，沉湎于迷信和歪理邪说之中。有的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五、农村青年将成为民间农民维权组织里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随着三农问题的公开化，尖锐化和复杂化，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从分散的、隐蔽的向各级组织祈求个人利益，向公开的、有组织的民间农民维权组织方向发展。形成正式纲领，统一口号。祈求的目的再也不仅是个人利益，而是代表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农民维权组织中的代表也由过去文化层次较低的中老年农民，向青年农民过渡，并逐步成为代表中的骨干和核心。农村青年的加入，使本来就复杂化的民间农民维权组织，充满更大的变数。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留守农村的青年中的优秀分子，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政治头脑。他们中很多人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亲历过城里的繁华，饱受过因农民身份受到城里人蔑视的屈辱，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了解，社会发展动态的信息，比他们的上访前辈更熟悉，更快捷。再与分流的国家公务员，待业的大学生和城市的下岗人员频繁的接触，也更多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更易冲动和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四者结合在一起，那对社会的冲击程度将无法估量！[1] [2] [3] 下一页 本文来自网路，源出处已不明，转载仅出于传播目的. 若侵犯您的权益，请来函告知 文章录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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