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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中国的经济学人，也著文鼓呼，献计献策。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解决三农问题，既要立足当前，更要考虑长远，如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如何增收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把保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村民自治也好，社会治安一票否决也罢，甚至过去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的减轻农民负担、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无一不是遵循这个思路。然而，从经济角度看，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就像下棋要讲棋眼、治病要找病根，解开三农问题的穴道，绝招只有一式：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农村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在迂回爬坡。统计资料显示，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6％、3.8％、2％，刚刚过去的2002年，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增长幅度仅略高于4％。东边日出西边雨，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愈来愈突出。一边是国内多数行业增势趋旺，城市居民收入稳定上升；另一边是农业山重水复、险象环生，农民囊中羞涩，难以为继。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不兴，无从谈百业之兴，农民不富，难保国泰民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农业发展上不去，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中国人不会饿肚子。 面对国际竞争，中国民族工业的底牌，是背靠农村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纸上谈兵，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的风险。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工商业发达农业赢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规划，如果让农业拖了后腿，最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心中不能不装着9亿农民。农民增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为此，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指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 当前政府提出的农民增收举措，从近期安排看，大致有五项：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就是鼓励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作文章，什么挣钱种什么。站在县、乡，乃至一个省的角度看，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确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但放到全国范围考虑，结构调整并非治本之策。这里边的道理，经济学上叫合成谬误，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老百姓的话讲得更直白：你调我调他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农产品市场就那么大，需求弹性又低，靠行政命令调整结构，容易导致结构趋同，增产不增收。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养长毛兔，使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至今农民还心有余悸，谈调色变，甚至编出顺口溜：要想富得快，得和政府反着来。产业结构要靠市场来调，对此，亿万农民最有发言权，政府越俎代疱，往往好心办坏事，以往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二是产业化。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这相当于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加入一个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可以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产业化的关键，是要有好的龙头企业，可由于市场需求基本是个定数，把加工企业建到乡镇，相当于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转移给了农民，这无异于挖肉补疮，并不能增加国民总收入。另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究竟是搞产业化有利，还是专业化更好，一时还没有结论。 三是农产品涨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几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经过入世谈判，国人恍然发现，与国际市场相比，自家的农产品价格已是高处不胜寒，更有人称，二者之间真好似地板高过天花板，成本价高出人家市场价2～3成。入世后，虽然短期内还允许实行农业补贴，但长此以往，财政显然吃不消，农产品涨价已没有多少空间。 四是发展乡镇企业。应该承认，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在经受着重组、改制或被淘汰的考验，近年来，乡镇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发展，更多地用资本代替劳动，每年向外排斥300多万农民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果渐渐趋于减弱，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也已今非昔比。 五是减轻农民负担。也就是用减法，从降低成本上下功夫。对政府的减负措施，农民举双手欢迎，可说时容易做时难，乡镇吃皇粮的队伍不精简，特别是农村教育经费没有着落，减负只能屡屡落空。去年农村费改税出师不利，足以证明减字诀一时还不灵验。当然，从长远看，农民负担一定要减，作为一项远景目标，减负只有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效果才能尽如人意。 以上措施，从全局和长远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转移农村人口，实现农民的非农化。此举，不仅可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而且可使几亿农民解放出来，改变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对这项关乎农业长远发展、涉及亿万农民未来命运的长远设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农业人口非农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以占世界近10％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 但在新的世纪里，农业发展不能停留在温饱水平，而要从吃饭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在此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土地承载压力过大，农业比较效益低。中国户均承包耕地仅7亩多，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对农民来说，土地已不再是聚宝盆，而成了保命田，更糟糕的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业占地，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相反，农业人口却在不断膨胀。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也难以应对入世后国外农业的激烈竞争。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比如美国，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二战后农业人口下降了65％。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转移却长期停滞，裹足不前。造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原因，既有户籍制度壁垒等政策因素，也有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偏差。后者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优先发展小城镇战略。主张此战略的依据，主要考虑现有大城市容量有限，新建中等城市代价过高，而小城镇能化整为零。据当初测算，如果有5万个建制镇，平均吸纳2000人，就可转移1亿农村人口，投资少、见效快，被认为是符合国情、国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0多年来的发展证明，小城镇战略的负面作用，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到1996年末，全国14000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452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2072人。在乡镇务工经商的农业人口不足3000万，与当初的设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乡镇企业有92％建在自然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民工兼业经营，搂草打兔子两不误，平时上工，忙时务农，土地粗种薄收，交粮完税，喂猪过年，农业分散经营，商品化极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30％以上的乡镇企业停产倒闭，大批农民工回流田间，做工人的荣光荡然无存。发展小城镇，给基层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此期间，全国新设建制镇遍地开花，多达1万多个，投资4000多亿元，自筹资金这一块数额不菲，由于乡镇企业不景气，镇政府还贷乏术，全国乡镇平均欠债400多万元。近两年，乡镇裁撤合并，几千亿的投入，大部分成了沉没成本，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翻一翻世界城市发展史，至今尚没有通过发展小城镇而走上城市化道路的先例。发达国家全都是自上而下，先发展大中城市，然后配套发展小城镇和卫星城，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若反其道而行之，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必定酿成苦酒。 根据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与小城镇无边落木萧萧下形成鲜明对比，大中城市民工潮年年看涨，一浪高过一浪。国务院研究中心曾作过调查，农民自发组织流动的占75.6％，初次外出者工作目标明确的占87.7％，中国的农民最聪明，他们怎会节衣缩食、忍饥受冻、遭人白眼去盲目流动呢？在政府的逆向调节下，民工潮尚且汹涌如潮，这种现象早应引起政府的反思，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只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决不应不疏反堵。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必然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问题在于，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 我们知道，城市规模扩大，会产生聚集效应。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据调查，我国城市人均用地为101.2平方米，而镇里的人均用地为142.6平方米。按县城人均用地120平方米计算，如果将2亿劳动力转移到城里，会比转移到镇里，节约出44亿平方米的用地。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一次性投入很大，但它一旦建成，使用的边际成本很小。城市里人口众多，厂商云集，他们共同分享着这些基础设施，降低了使用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产前需要设备、原料，产后得包装、销售，自然就促进了农业、加工业、商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也会带动其相关产业的兴起，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城市里的企业较多，为抢占市场、增加利润，它们之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降低销售价格，消费者为之受益非浅，消费者和企业实现了双赢。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城市的发展规模，应力求在二者相抵后，取得净收益的最大值。据统计分析，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低于这个数，就存在城市资源浪费现象。1999年，我国有20万以上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只有311个。2000年，我国的县级城市共2074个，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中仅13.1％的城市达到了应有的规模，还有86.9％的城市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发展空间很大。为使我国的各个城市具有规模效应，每个城市平均增加10万人口，就可以让2.07亿人实现农转非。其实，让一个城市增加10万人，并不是不可能，在我国温州市，现有200多万的外来人口。我国有333个地市，如果每个地市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有温州市的1／3，可以创造出2.22亿个就业机会；如果吸纳劳动力是温州市的1／4，可以让1.67亿农民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良策。 以前我国的城市化战略，是严格控制大城市，限制中等城市，鼓励发展小城市，之所以如此，据说是担心农民大量涌入，引发城市病，其中最重要的，是担心吃苦耐劳、开价低廉的民工，会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使本已压力很重的城市就业雪上加霜。而美国却有一个案例，与人们的想象正好相反：1980年，古巴政府放松移民限制，短短4个月，先后有12.5万古巴人涌向美国迈阿密地区，造成当地劳动力总规模增加了7％。美国经济学家进行了跟踪调查，不仅把该区移民涌入前后工资水平和失业率进行比较，还将其与全美国的经济状况、工资、就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 [2] 下一页 本文来自网路，源出处已不明，转载仅出于传播目的. 若侵犯您的权益，请来函告知 文章录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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