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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镇政权在农村历史上的作用无可替代 第一，推进“联产承包”破解千年粮食短缺。在人员散、规模少、效益差的情况下，组织和领导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胜利地实现了从粮食短缺走向粮食剩余，圆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比印度还要少的只占世界７％的耕地，却养活了比印度还要多的约占世界２２％的人口，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乡镇政权的前身人民公社进行的大型水利设施，没有农药、化肥、种子及其技术的推广，使中国的农业基础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更新换代，即使有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只能再一次重复中国几千年土地私有而粮食依然短缺的历史。如果没有乡镇政权领导和组织农民进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一场伟大的改革，没有乡镇政权组织和发展曾经三分天下的乡镇企业，不仅农村经济将仍然窒息在人民公社那一种僵化的体制下，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许没有今天的神奇速度。 第二，用“讨饭财政” 维持着农村的基本公共事务。尽管乡镇政权债务累累，但在国家没有多少投入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兴建了乡村公路，尽可能地普及了电灯电话，尽可能地救助了五保户和特困户，尽可能地兴办了学校改造了危房。特别可敬可佩的是，在十分艰难的“讨饭财政”状况下把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教育中，在重重的社会压力下艰难地维持了绝大多数农家子弟的中小学教育。虽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尤其是强迫了农民出钱送子女读书，但在各级政府都不作为的情况下，如果乡镇政府不背骂名，也不作为的话，情况将会怎样呢？中国将会成为文盲的国度，中国肯定不会有这么多的大学生，中国农村将不会有数以亿记能写会算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国的经济将不会有今天的奇迹。 第三，在狭缝中强力控制人口的增长幅度。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便是人口，因为人太多,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再增长多少GDP也被增加的人口消耗掉，而且中国对于资源的索取是一直处于透支的阶段。所以温家宝总理才如此感慨：再大成绩除以我们的人口就是一个小成绩，再小的问题乘以我们的人口就是一个大问题。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农村的人口问题，比如耕地规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巨额的剩余劳动力、社会保障等等，九亿农民即使是财政支出每人100元就需要900亿！这也同样反映在乡村人与人之间非常激烈的生存竞争上：为了一株树几尺地远亲近邻甚至是亲兄弟也要大打出手。这些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在中国各城市间寻求就业，有些人到处游荡，成为城镇混乱、犯罪和黑社会的基础。这是未来中国能否保住改革成果的最令人心悸的隐患。 尽管法律上没有授权给乡镇以计划生育执法权，但各级政府却把责任压在乡镇的头上。为了控制超生，乡镇基本上每年要搞几次计划生育集中活动这样超常规的手段来强力推进。二十年来，如果不使用强硬的工作方法，没有家喻户晓的所谓“左倾标语”的宣传动员，中国的人口规模就远远不是今天的状况。尽管他们要忍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甚至乡镇干部被暴力侵害和工作中的人格侮辱，一个专家发出深深的感叹：“二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使中国最低少生了５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的时间，使中国赢得了改革和发展的机会”。 尽管计划生育国策已经实施到今天，但农村的生育观念仍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笔者组织了100多名中小学教师，在一个五万多人口的乡镇，抽签调查了1000多个农户，要求生育一男一女的占68.5%，要求生育一个男孩的占12.3%，要求生育二个男孩占的7%，要求生育二个女孩占的7.1%，要求生育三个孩子占的2.6%，没有一个要求只生育一个女孩。可以说，农村新生小孩的男女比例已经失衡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有学者说，要尊重群众意愿。果真如此，取消计划生育国策就一劳永逸了。而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却比过去更为艰难，大量流出农村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人为本的治政理念限制了对结扎、上环、流产、引产等的强制措施的执行，相比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是行政手段无力，法律手段空白。因亲民不采取强制手段，而造成过多的超生，会被一票否决；而采取强制手段来限制超生，也会因工作方法的违纪而被一票否决。这两个一票否决每一年都要否决一大批乡镇干部，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就是这样用非法手段行使合法的职能。如果没有乡镇政权的存在，纸上谈兵的理论，未必能控制住农村人口的大幅攀升。 第四，维护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秩序。随着乡镇政权在农村的建立，迅速地削弱了宗法社会，农村有了现代化事业的全部基础，为未来农村走向法治社会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同时，为农民“自由”地迁离耕地提供了秩序保障，使农民能够摆脱宗法社会融入法治的市民社会。凡是乡镇干部队伍强有力的地方，就是黑势力和恶霸影响很弱的地方，而控制力很弱的乡镇就是黑恶势力猖狂的地方。现在的农民不怕干部，就怕黑恶势力，没有乡镇政权的存在将是黑恶势力的天下，留守在家园的386199部队，你们的命运将交付给谁呢？有人说有司法机关，且不说以打击为主要手段是本末倒置的治政之策，也不说幅员辽阔的农村需要多少的警力，而农民又能付得起多少成本呢？农民不愿意向派出所报案，因为拘留甚至判刑，只要不是死刑，就会要成为经常相见的生死对头，他们今后的日子将会更为悲哀。也不愿到法院去打官司，因为要支付那么多的律师费、审判费和执行费，这钱不如不要。只有到乡政府请求调解是无偿服务。笔者调查的湖南省H县S镇，每一年要调解100多个纠纷，其中2002年有一个经济纠纷到法院去要花数万元以上的诉讼费，到镇政府只耗一天的时间，还在食堂提供免费中餐；经镇政府调解双方自愿退步，不仅达成协议，而且化敌为友。由于及时地调处了社会矛盾，得以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才保证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才稳定了有9亿人口的广阔农村天地，才具有了齐心合力奔小康的前提条件。 2、乡镇政权在农村现实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第一，承担的责任最大。从各级政权对乡村社会为国家所承担的实际责任对比来看：决策的责任在中央，执行的责任在乡镇。 可以说，两头最难，中间最闲。中央以下的各级，绝大部分作用是上传下达。只需要出台文件，把中央的决定逐级照抄即可，有的干脆100%转发。为了向上表现绝对服从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前途，往往采取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态度来庸俗地执行中央的宏观性指导方针。特别是在执行措施上，不是首先想到把中央带有全局性的指导原则，与本地区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因为再伟大的真理也要在实践中得到完善、补充、发展。而是根本就不考虑政策执行的是否“可能”，按照政策的“应该”要求，从有利于和方便自己的角度，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企业的那种计划指标管理方式，采取最简便的“一刀切”执行方案，把量化的各项指标分配下去，再进行考核和督查，从而把责任风险尽可能地转移给了下级。随便举一个乡镇日常工作中有可能经常发生的事情吧：就在湖南省的某市，市委为了执行中央的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政策，要求对全市所有乡镇凡是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没有到位的一律进行“一票否决”，书记和乡镇长要就地免职。某县的X镇尽管干部分流的压力很大，但决心更大，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可在分流到人的实质性阶段，由于该镇财政无力支付所拖欠分流人员的工资和买断工龄的资金，上级只出台“空手套白狼”的政策，而不提供政策所需要的成本，被分流的50多个干部越县集体上访市政府，并声称要上访北京。市府立即打电话告知X镇所在县的县委书记，真的有这么多人集体上访北京，将会严重影响省、市的形象，根据省、市制定的信访规定，不仅要对X镇的书记镇长进行“一票否决” 就地免职，而且对该县的书记县长也要进行“一票否决” 就地免职！就这样，X镇的这一场改革被迫中途下马，矛盾被上层强行积压暂时粉饰了太平！这其中浪费的巨额行政成本（各级会议和文件），谁来为之负责？ 省市两级可以玩“空对空”的把戏，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特别是利用传媒，铺天盖地宣传由上到下层层出台的文件、各级领导在层层召开的会议上照葫芦画瓢的“重要讲话”，认认真真搞完形式，扎扎实实走完过场；就对中央和老百姓有了一个交代便大功告成了。最务实的工作是检查检查再检查，而检查的主要方式是隔着玻璃看，坐着车子转。这是最安全的执行方式，因为只要执行政策不走样，决策失误的责任可以上推中央承担，执行失误的责任可以拿基层是问。特别是各级文件似流水不断，年年同时节的文件和会议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却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哪怕是宪法和法律已经有明确规定的，也要下个文件，以表明领导对宪法和法律的重视。 而乡镇不像上级机关那样，是最低的一级，按照组织原则， 不管是与你有无责任，该不该你管，也不管你有无权力，只要是乡镇以上的任何一级上级安排的就要绝对服从。因而，迫使乡镇选择性地执行政策。因为一旦政策或政策的某一部分与本地或部分地区的实际不符而无法执行时，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搞个形式应付上面的检查，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也喜欢形式主义，还以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落实了！要是上面的政策都符合客观实际怎么会有“小岗农民分田地”呢？因为讲真话就如同是说破了“皇帝新衣”的小孩一样，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就会使你无路可走。因为讲真话在当今官场就意味着是揭露这个地方的问题；如果恰好是“一票否决”的工作，官僚主义的上级是不会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来对待问题的，不会帮助你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抓住一点，不计其余”，霸道地用“一票否决”的办法来全盘否定这个地方的整体工作；即使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而因你的真话造成的“一票否决”，会影响到这个地方整个干部队伍的前途命运，你在这个地方就永远成为了“害群之马”而被众矢之的。所以，在官僚主义非常盛行的社会，讲假话、做假事、报假数，是基层能够正常生存的唯一选择；因为弄虚作假成风，谁不作假谁就死路一条！ 乡镇不是大政方针的制订者，要把非常抽象的政策，去面对十分具体的问题。首先是出台的文件不能和省、市、县一样，从上到下一个调子，更不能原文照抄，而必须对照现实，讲的都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容不得半点含糊。执行政策直接面对的是不能开除、不能“一票否决”、没有工资发放、没有职称评定的农民；靠电视、靠报纸、靠会议、靠文件、靠考核、靠提拔等执行政策的方式到了乡镇就立刻没有了效力。而只有把政策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因村、因组、因户、因人的不同情况而有的放矢，按轻、重、缓、急形成可行性的工作方案，再化为千差万别的行动，走破脚皮进入千家万户，用农民可以接受的语言磨破嘴皮地宣传，以使政策落实到村、到组、到户、到人、到田头、到地里。如果政策与客观情况相符了，这要归功于各级领导的英明决策；如果政策一旦偏离本地区的客观实际，造成了社会矛盾，就是乡镇没有把政策落实好。政策是好的，越到上面的领导越是好的，只是乡镇这些歪嘴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只要处理几个乡镇干部就能把矛盾化解。民心是执政的根本保证，上级是国家权威的体现，乡镇不来负责任谁又会来负责任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乡镇没有往下推的环节，更没有上推的可能。 各级各部门把任务层层分解、级级考核、逐级把压力传递到乡镇以后，乡镇一级就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因为到了村一级，对于“两栖类”性质的村干部来说，本身就是承包了责任田的农民，村干部经济上没有保障，政治上无奔头，稍有压力就会走人。乡镇以上的所有部门都可以对乡镇发号施令，并将工作任务指标逐项分解到乡镇，再进行严格的考核和督查。基本上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针对乡镇的考核方案，而每一个强力部门都有一把“一票否决”的尚方宝剑。而且只要考核方案一出台，各项中心工作只要是各级主要领导发了话，相应的各级媒体就全部“一边倒”，造成强大的压力从上逐级压下。乡镇头顶着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招商引资、中心工作等等“一票否决”的悬剑[1] [2] [3] [4] 下一页 本文来自网路，源出处已不明，转载仅出于传播目的. 若侵犯您的权益，请来函告知 文章录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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